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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章 序言:二十年后(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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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公道带着贾聪明,屁滚尿流地走了。王公道和贾聪明走后,郑重镇定下来,决定给市长马文彬打个电话。马文彬正在北京开人代会。上次给他打电话时,告诉他李雪莲的事情圆满解决了,她要跟人结婚了,还得到马文彬的表扬;没想到两天过后,又鸡飞蛋打;但郑重不敢瞒情不报,上回李雪莲从家逃跑,郑重想遮掩一时,后来被马文彬知道了,主动给郑重打了个电话,郑重马上陷入被动,让马文彬说出“有些失望”的话。这次李雪莲逃跑,情况比上次还严重;上次从家里逃跑,是就上访而上访;这回与赵大头闹翻,心里还憋着一肚子气;上回逃跑人代会还没开幕,现在人代会正开得如火如荼;如汇报晚了,再让马文彬知道了,马文彬就不是“有些失望”,会是“彻底失望”;事情就无可挽回了。不是说李雪莲的事无可挽回,而是郑重的政治生命就无可挽回了。但拿起电话,他又有些心惊胆战,两天前说事情已圆满解决,两天后突然又节外生枝,事情像打烧饼一样翻来覆去,就算及时汇报了,马文彬也会气不打一处来,就像郑重对王公道和贾聪明气不打一处来一样。拿起电话,又放下了。如此三次,他动了个心眼儿,没有马上给马文彬打电话,改成给市政府秘书长打电话;市长马文彬在北京开会,秘书长也跟他去了北京;想先探一下秘书长的口气,然后再斟酌向马文彬怎么说。这时郑重又感叹,过去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,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,曾处理过群众围攻县政府的事;没想到调到这个县当县长,遇到一个李雪莲,被她的事情折腾得前怕狼后怕虎。他不明白的是,李雪莲闹的是婚姻的事,二十年来,各级政府怎么插手到人家的家务事里了?而且越插越深;李雪莲本是一农村妇女,她的一举一动,怎么就牵着各级领导的鼻子走了?这过程是怎么演变的?大家到底怕什么呢?郑重一时想不明白。但感叹归感叹,事情迫在眉睫,又不能不马上处理;事情虽然拧巴,但又得按拧巴来。电话打通,郑重向秘书长汇报了李雪莲事情又翻烧饼的情况,秘书长也吃了一惊:
“那个妇女不是要结婚了吗?怎么又要告状呢?”
郑重没敢汇报贾聪明为一己之私,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;向上级汇报情况,说下级无能,等于在说自己无能,也属节外生枝;便说:
“本来他们就要结婚了,两人在外地闹了些矛盾,这女的就又跑了。”
把责任推到了赵大头和李雪莲头上。秘书长:
“这事有些被动呀。”
郑重忙跟着说:
“可不有些被动。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,我们也料不到呀。”
秘书长:
“我说的被动,不是这个被动。昨天晚上,马市长陪省长吃饭,省长在饭桌上,也问到‘小白菜’的事,马市长便把‘小白菜’要结婚的事当笑话说了;当时省长笑了,其他领导也笑了。一天过去,笑话真成了笑话,让马市长怎么再向省长解释呢?”
郑重听后,出了一身冷汗。郑重明白,事情比自己想象的,更加严重了;事态已经从市长扩大到了省长。事情总在翻烧饼,郑重不好向市长解释是一回事,连带市长不好向省长解释,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只是郑重不好向市长解释,市长不过对他“有些失望”;连带市长不好向省长解释,市长对他就不是“有些失望”,也不是“彻底失望”,说不定马上就会采取组织措施。马文彬在干部任用问题上,从来都是雷厉风行。虽然郑重也是马文彬提拔的,但此一时彼一时,也是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。郑重浑身上下的衣服全湿透了。他先向秘书长检讨:
“秘书长,是我工作没做好,给领导惹这么大的祸。”
又说:
“秘书长,事到如今,该怎么办呀?”
又哀求:
“您也是我的老领导,不能见死不救呀。”
秘书长倒是个忠厚人,也替郑重想,沉吟半天,在电话里说:
“事到如今,只能用笨办法了。”
郑重:
“啥笨办法?”
秘书长:
“你从县里多抽些警力,换成便衣,让他们在李雪莲之前,赶到北京,在大会堂四周,悄悄撒上一层网。”
又说:
“当然,北京的警力,在大会堂四周,已有一层网,你把网撒在他们外边;如李雪莲要冲大会堂,在北京警方抓住她之前,我们先抓住她。”
又说:
“只要李雪莲不在大会堂出事,哪怕在北京别的地方出事,性质都不会那么严重了。”
又说:
“就当保卫大会堂吧。”
郑重听后,也眼前一亮,觉得秘书长的主意高明,马上兴奋地说:
“我代表全县一百多万人民,感谢秘书长的大恩大德。”
又说:
“我马上去布置警力。”
又说:
“还求秘书长一件事,这事能不能先不告诉马市长,我们尽量在我们的范围内解决。马市长的脾气,您也知道。”
马上又说:
“当然,我也知道,这么做,您替我们担着好大责任。”
秘书长:
“我尽量吧。但关键还在你们,这网要布成铜墙铁壁。”
郑重:
“请秘书长放心,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误,这回再不能让它出纰漏,我们一定布成铜墙铁壁,就是一只蛾子,也不会让它飞过去。”
与秘书长通完电话,郑重马上将县公安局长叫来,让他马上抽调几十名警察到北京去,换成便衣,在人民大会堂四周,在北京警力之外,再布上一层网,抓到李雪莲。郑重:
“上回,就是你们把李雪莲放跑的,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;这回再出纰漏,就不是撤你职的问题了,我直接把你当成李雪莲抓起来!”
上回在警察手里跑了李雪莲,公安局长已如惊弓之鸟;后来听说跑掉的李雪莲,又要与人结婚了,不再告状了,才松了一口气;接着听说李雪莲又跑了,马上又紧张起来;虽说李雪莲第二回跑跟警察没关联,属节外生枝,但没有第一回跑,哪来第二回跑呢?现在见郑重脸色严峻,马上说:
“请郑县长放心,我马上抽调人,坐火车赶到北京。”
郑重又火了:
“火烧屁股了,还坐个火车,不能坐飞机呀?”
又说:
“事到如今,时间就是生命。”
公安局长马上说:
“马上坐飞机,马上坐飞机。”
又解释:
“办案经费紧张,以前没这习惯。”
这时郑重多了个心眼儿,往北京派警力布网的事,他不准备告诉法院院长王公道,仍让王公道带领法院系统的人,去北京大街小巷寻找李雪莲。双箭齐发,也算笨办法。郑重又对公安局长交代:
“这是秘密行动,不准告诉任何人,连法院也不能告诉。”
公安局长:
“别说法院,我连亲爹都不告诉。”
屁滚尿流地走了。
十一
王公道带领法院十四个人,已经来北京三天了,还没有找到李雪莲。王公道并不知道县里又派了几十名警察,在人民大会堂四周撒了一层网,以为寻找李雪莲的任务,全在他们这拨人身上。十四个随员,加上王公道,共十五个人,三人一组,分成五组,在北京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。其中两个随员,往年来北京找过李雪莲,便由这两个随员,带两组人,去搜查李雪莲往年住过的小旅馆。这些小旅馆,大都藏在破旧的胡同深处,或在大楼的地下室里,又脏又臭。除了旅馆,还有李雪莲在北京认识的老乡,开小饭馆的,在建筑工地打工的,在北京卖菜的,或在北京街头捡破烂的,凡能找到的人,都寻访到了。该寻访的地方和人都寻访到了,不见李雪莲一丝线索。另外三组人,集中搜查北京所有的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。一是盼着李雪莲到京比他们晚,来个守株待兔;二是揣想李雪莲在北京住不起旅馆,夜里到火车站或汽车站的屋檐下歇息。但三天下来,火车站、汽车站换了千百万人,没有一个是李雪莲。天天找人不见人,王公道便把火发到了贾聪明头上。来北京找李雪莲,贾聪明本不想来,王公道像县长郑重逼他一样,训斥贾聪明:
“你哪能不去北京呢,你是始作俑者呀,不是你,今年整个法院都跟找人没关系。你为一己之私,毁的不是你自己,而是整个法院,你还想躲?”
又说:
“不是你去不去寻人的问题,是你寻到寻不到人的问题。如果寻不到李雪莲,在县长把我撤职之前,我不撤你专委的职,我请示中院,开除你的公职。”
贾聪明自知理亏,只好哭丧着脸来了。也是想戴罪立功,寻起人来,劲头倒蛮大。但一个人能不能找到,和找人劲头大小是两回事。连李雪莲是否到京都不知道,就是到京了,连她的住处都摸不准,满世界乱找有啥用呢?不找人,不知北京之大;不找人,不知北京人多;茫茫人海中,似乎找到是一种偶然,找不到倒成了必然。找不到人,就得继续找;何时人能找到,没有丝毫的把握。也跟北京的警方接上了头,凡去一个旅馆,或一个建筑工地,或一个菜市场,或一帮捡破烂者的居住地,都和那里的街道派出所取得了联系;所有火车站、汽车站的派出所也都去过;拿出李雪莲的照片,让人家辨认。一是北京正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,北京角角落落的警察都忙;二是来北京像他们一样寻人的,全国各地都有;此类案件,并不是他们一家独有;北京的警察就顾不过来。因为忙,对外地的求助者就爱答不理。你拿出一张县法院的介绍信,还有拿市政府、省政府介绍信的呢;王公道等人还有些气馁。倒是有几处北京的警察,看了他们的介绍信,还感到奇怪:
“找人应该是公安呀,法院的人怎么上了?”
这时王公道便气不打一处来,指着贾聪明:
“你问他呀!”
倒弄得北京的警察一愣。贾聪明像罪犯一样,羞得连地缝都想钻进去。不但王公道对贾聪明没好气,来北京找人的其他十三个同事,也皆埋怨贾聪明无事生非,为了自己当副院长,把大家都带入了火坑。到北京找人,不同于到北京旅游看风景;旅游心里无事,就是个玩,找人一脑门子官司;旅游一天早早就歇着了,大家找李雪莲天天找到凌晨两点;凌晨,才好在小旅馆、汽车站或火车站堵人;皆累得眼冒金星。这天找到凌晨两点,回到宾馆,大家又累又饿,鸡一嘴鸭一嘴,又埋怨起贾聪明。贾聪明为了向大家赎罪,提出请大家吃夜宵。大家便问吃什么,如每人一碗馄饨,也就别费这劲了,还不如早点歇着;贾聪明便允大家鸡鸭鱼肉,样样俱全,再上几瓶白酒。好不容易把大家吆喝上,贾聪明又去王公道的房间喊王公道。王公道却寒着脸说:
“人没找到,还有心思吃饭?”
但一眼就能看出,王公道不去吃这饭,不单惦着找人,更主要的,是不想给贾聪明面子。如吃饭院长不去,这饭不等于白请了?贾聪明又拉下脸求王公道:
“王院长,知你心里有气,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。”
又故意扇了自己一巴掌:
“啥也别说了,都是我爹害了我,当初让我帮领导解决难事和急事的主意,就是他出的。”
王公道这才磨磨蹭蹭,跟大家去吃饭。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,三天没找到李雪莲,三天过去,李雪莲在北京也没有出事。王公道盼着,哪怕这么瞎子摸象再找十天呢,只要十天李雪莲不出事,那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闭幕了,就算找不到李雪莲,也能回去交差了。县长郑重一天一个电话,追问李雪莲抓到没有;虽然三天没抓到,王公道把只要再有十天不出事,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闭幕,大家也能交差过关的道理讲了;没想到郑重在电话那头发了火:
“胡说,有这思想,就肯定会出纰漏。”
又说:
“腿在李雪莲身上长着,脚在李雪莲腿上长着,你咋能保证她十天不出事?”
又说:
“现在人代会才开到三分之一,越到后面,越容易出事,可不敢麻痹大意。还是那句话,抓不到人,你带着辞职书来见我!”
王公道唯唯连声。但抓一个人,哪是那么容易的?人当然还是要抓,同时盼着李雪莲不出事,也不能算错。
天天找李雪莲到凌晨两点,夜里风寒,找人找到第四天,两个随员病了。白天还只是咳嗽,到了半夜,发烧三十九度五。王公道忙让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打点滴。折腾到第二天早上,高烧仍不退,又大声咳嗽,一人还咳出几条血丝。第二天找人,不但病倒的两个人不能上街,还得另抽一个人在医院照看他们。本是五个小组,缺了三个人,王公道只好把剩下的人,临时编成四个小组。另有一个随员老侯,突然又闹着回家,说再过一周,是他老娘去世三周年的日子;他爹死得早,他从小由寡妇娘带大;三周年的事,还指着他张罗呢。又噘着嘴说,原以为找人也就三五天的事,谁知成了持久战。听说老侯闹回家,其他随员也人心浮动。王公道开始批评老侯,是个人利益重要,还是工作重要?放到平时,不但让老侯请假操办他老娘的三周年,正日子那天,王公道还会亲临现场呢;问题是李雪莲又到北京告状,国家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;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要,还是你娘的三周年重要?身为国家干部,不知道孰轻孰重?像剃头挑子一样,不知道哪头轻哪头沉?哪头冷哪头热?是什么原因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你娘的三周年连在了一起?正是李雪莲告状;要恨,你就恨李雪莲吧。又许诺,若老侯以大局为重,不再回去参加老娘的三周年,继续留在北京抓李雪莲,待抓住李雪莲,老侯由助理审判员升审判员的事,回去法院党组就研究。连打带哄,软硬兼施,才将老侯留住,也才平息了大家的情绪,稳定了军心。
王公道带着贾聪明,屁滚尿流地走了。王公道和贾聪明走后,郑重镇定下来,决定给市长马文彬打个电话。马文彬正在北京开人代会。上次给他打电话时,告诉他李雪莲的事情圆满解决了,她要跟人结婚了,还得到马文彬的表扬;没想到两天过后,又鸡飞蛋打;但郑重不敢瞒情不报,上回李雪莲从家逃跑,郑重想遮掩一时,后来被马文彬知道了,主动给郑重打了个电话,郑重马上陷入被动,让马文彬说出“有些失望”的话。这次李雪莲逃跑,情况比上次还严重;上次从家里逃跑,是就上访而上访;这回与赵大头闹翻,心里还憋着一肚子气;上回逃跑人代会还没开幕,现在人代会正开得如火如荼;如汇报晚了,再让马文彬知道了,马文彬就不是“有些失望”,会是“彻底失望”;事情就无可挽回了。不是说李雪莲的事无可挽回,而是郑重的政治生命就无可挽回了。但拿起电话,他又有些心惊胆战,两天前说事情已圆满解决,两天后突然又节外生枝,事情像打烧饼一样翻来覆去,就算及时汇报了,马文彬也会气不打一处来,就像郑重对王公道和贾聪明气不打一处来一样。拿起电话,又放下了。如此三次,他动了个心眼儿,没有马上给马文彬打电话,改成给市政府秘书长打电话;市长马文彬在北京开会,秘书长也跟他去了北京;想先探一下秘书长的口气,然后再斟酌向马文彬怎么说。这时郑重又感叹,过去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,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,曾处理过群众围攻县政府的事;没想到调到这个县当县长,遇到一个李雪莲,被她的事情折腾得前怕狼后怕虎。他不明白的是,李雪莲闹的是婚姻的事,二十年来,各级政府怎么插手到人家的家务事里了?而且越插越深;李雪莲本是一农村妇女,她的一举一动,怎么就牵着各级领导的鼻子走了?这过程是怎么演变的?大家到底怕什么呢?郑重一时想不明白。但感叹归感叹,事情迫在眉睫,又不能不马上处理;事情虽然拧巴,但又得按拧巴来。电话打通,郑重向秘书长汇报了李雪莲事情又翻烧饼的情况,秘书长也吃了一惊:
“那个妇女不是要结婚了吗?怎么又要告状呢?”
郑重没敢汇报贾聪明为一己之私,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;向上级汇报情况,说下级无能,等于在说自己无能,也属节外生枝;便说:
“本来他们就要结婚了,两人在外地闹了些矛盾,这女的就又跑了。”
把责任推到了赵大头和李雪莲头上。秘书长:
“这事有些被动呀。”
郑重忙跟着说:
“可不有些被动。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,我们也料不到呀。”
秘书长:
“我说的被动,不是这个被动。昨天晚上,马市长陪省长吃饭,省长在饭桌上,也问到‘小白菜’的事,马市长便把‘小白菜’要结婚的事当笑话说了;当时省长笑了,其他领导也笑了。一天过去,笑话真成了笑话,让马市长怎么再向省长解释呢?”
郑重听后,出了一身冷汗。郑重明白,事情比自己想象的,更加严重了;事态已经从市长扩大到了省长。事情总在翻烧饼,郑重不好向市长解释是一回事,连带市长不好向省长解释,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只是郑重不好向市长解释,市长不过对他“有些失望”;连带市长不好向省长解释,市长对他就不是“有些失望”,也不是“彻底失望”,说不定马上就会采取组织措施。马文彬在干部任用问题上,从来都是雷厉风行。虽然郑重也是马文彬提拔的,但此一时彼一时,也是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。郑重浑身上下的衣服全湿透了。他先向秘书长检讨:
“秘书长,是我工作没做好,给领导惹这么大的祸。”
又说:
“秘书长,事到如今,该怎么办呀?”
又哀求:
“您也是我的老领导,不能见死不救呀。”
秘书长倒是个忠厚人,也替郑重想,沉吟半天,在电话里说:
“事到如今,只能用笨办法了。”
郑重:
“啥笨办法?”
秘书长:
“你从县里多抽些警力,换成便衣,让他们在李雪莲之前,赶到北京,在大会堂四周,悄悄撒上一层网。”
又说:
“当然,北京的警力,在大会堂四周,已有一层网,你把网撒在他们外边;如李雪莲要冲大会堂,在北京警方抓住她之前,我们先抓住她。”
又说:
“只要李雪莲不在大会堂出事,哪怕在北京别的地方出事,性质都不会那么严重了。”
又说:
“就当保卫大会堂吧。”
郑重听后,也眼前一亮,觉得秘书长的主意高明,马上兴奋地说:
“我代表全县一百多万人民,感谢秘书长的大恩大德。”
又说:
“我马上去布置警力。”
又说:
“还求秘书长一件事,这事能不能先不告诉马市长,我们尽量在我们的范围内解决。马市长的脾气,您也知道。”
马上又说:
“当然,我也知道,这么做,您替我们担着好大责任。”
秘书长:
“我尽量吧。但关键还在你们,这网要布成铜墙铁壁。”
郑重:
“请秘书长放心,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误,这回再不能让它出纰漏,我们一定布成铜墙铁壁,就是一只蛾子,也不会让它飞过去。”
与秘书长通完电话,郑重马上将县公安局长叫来,让他马上抽调几十名警察到北京去,换成便衣,在人民大会堂四周,在北京警力之外,再布上一层网,抓到李雪莲。郑重:
“上回,就是你们把李雪莲放跑的,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;这回再出纰漏,就不是撤你职的问题了,我直接把你当成李雪莲抓起来!”
上回在警察手里跑了李雪莲,公安局长已如惊弓之鸟;后来听说跑掉的李雪莲,又要与人结婚了,不再告状了,才松了一口气;接着听说李雪莲又跑了,马上又紧张起来;虽说李雪莲第二回跑跟警察没关联,属节外生枝,但没有第一回跑,哪来第二回跑呢?现在见郑重脸色严峻,马上说:
“请郑县长放心,我马上抽调人,坐火车赶到北京。”
郑重又火了:
“火烧屁股了,还坐个火车,不能坐飞机呀?”
又说:
“事到如今,时间就是生命。”
公安局长马上说:
“马上坐飞机,马上坐飞机。”
又解释:
“办案经费紧张,以前没这习惯。”
这时郑重多了个心眼儿,往北京派警力布网的事,他不准备告诉法院院长王公道,仍让王公道带领法院系统的人,去北京大街小巷寻找李雪莲。双箭齐发,也算笨办法。郑重又对公安局长交代:
“这是秘密行动,不准告诉任何人,连法院也不能告诉。”
公安局长:
“别说法院,我连亲爹都不告诉。”
屁滚尿流地走了。
十一
王公道带领法院十四个人,已经来北京三天了,还没有找到李雪莲。王公道并不知道县里又派了几十名警察,在人民大会堂四周撒了一层网,以为寻找李雪莲的任务,全在他们这拨人身上。十四个随员,加上王公道,共十五个人,三人一组,分成五组,在北京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。其中两个随员,往年来北京找过李雪莲,便由这两个随员,带两组人,去搜查李雪莲往年住过的小旅馆。这些小旅馆,大都藏在破旧的胡同深处,或在大楼的地下室里,又脏又臭。除了旅馆,还有李雪莲在北京认识的老乡,开小饭馆的,在建筑工地打工的,在北京卖菜的,或在北京街头捡破烂的,凡能找到的人,都寻访到了。该寻访的地方和人都寻访到了,不见李雪莲一丝线索。另外三组人,集中搜查北京所有的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。一是盼着李雪莲到京比他们晚,来个守株待兔;二是揣想李雪莲在北京住不起旅馆,夜里到火车站或汽车站的屋檐下歇息。但三天下来,火车站、汽车站换了千百万人,没有一个是李雪莲。天天找人不见人,王公道便把火发到了贾聪明头上。来北京找李雪莲,贾聪明本不想来,王公道像县长郑重逼他一样,训斥贾聪明:
“你哪能不去北京呢,你是始作俑者呀,不是你,今年整个法院都跟找人没关系。你为一己之私,毁的不是你自己,而是整个法院,你还想躲?”
又说:
“不是你去不去寻人的问题,是你寻到寻不到人的问题。如果寻不到李雪莲,在县长把我撤职之前,我不撤你专委的职,我请示中院,开除你的公职。”
贾聪明自知理亏,只好哭丧着脸来了。也是想戴罪立功,寻起人来,劲头倒蛮大。但一个人能不能找到,和找人劲头大小是两回事。连李雪莲是否到京都不知道,就是到京了,连她的住处都摸不准,满世界乱找有啥用呢?不找人,不知北京之大;不找人,不知北京人多;茫茫人海中,似乎找到是一种偶然,找不到倒成了必然。找不到人,就得继续找;何时人能找到,没有丝毫的把握。也跟北京的警方接上了头,凡去一个旅馆,或一个建筑工地,或一个菜市场,或一帮捡破烂者的居住地,都和那里的街道派出所取得了联系;所有火车站、汽车站的派出所也都去过;拿出李雪莲的照片,让人家辨认。一是北京正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,北京角角落落的警察都忙;二是来北京像他们一样寻人的,全国各地都有;此类案件,并不是他们一家独有;北京的警察就顾不过来。因为忙,对外地的求助者就爱答不理。你拿出一张县法院的介绍信,还有拿市政府、省政府介绍信的呢;王公道等人还有些气馁。倒是有几处北京的警察,看了他们的介绍信,还感到奇怪:
“找人应该是公安呀,法院的人怎么上了?”
这时王公道便气不打一处来,指着贾聪明:
“你问他呀!”
倒弄得北京的警察一愣。贾聪明像罪犯一样,羞得连地缝都想钻进去。不但王公道对贾聪明没好气,来北京找人的其他十三个同事,也皆埋怨贾聪明无事生非,为了自己当副院长,把大家都带入了火坑。到北京找人,不同于到北京旅游看风景;旅游心里无事,就是个玩,找人一脑门子官司;旅游一天早早就歇着了,大家找李雪莲天天找到凌晨两点;凌晨,才好在小旅馆、汽车站或火车站堵人;皆累得眼冒金星。这天找到凌晨两点,回到宾馆,大家又累又饿,鸡一嘴鸭一嘴,又埋怨起贾聪明。贾聪明为了向大家赎罪,提出请大家吃夜宵。大家便问吃什么,如每人一碗馄饨,也就别费这劲了,还不如早点歇着;贾聪明便允大家鸡鸭鱼肉,样样俱全,再上几瓶白酒。好不容易把大家吆喝上,贾聪明又去王公道的房间喊王公道。王公道却寒着脸说:
“人没找到,还有心思吃饭?”
但一眼就能看出,王公道不去吃这饭,不单惦着找人,更主要的,是不想给贾聪明面子。如吃饭院长不去,这饭不等于白请了?贾聪明又拉下脸求王公道:
“王院长,知你心里有气,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。”
又故意扇了自己一巴掌:
“啥也别说了,都是我爹害了我,当初让我帮领导解决难事和急事的主意,就是他出的。”
王公道这才磨磨蹭蹭,跟大家去吃饭。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,三天没找到李雪莲,三天过去,李雪莲在北京也没有出事。王公道盼着,哪怕这么瞎子摸象再找十天呢,只要十天李雪莲不出事,那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闭幕了,就算找不到李雪莲,也能回去交差了。县长郑重一天一个电话,追问李雪莲抓到没有;虽然三天没抓到,王公道把只要再有十天不出事,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闭幕,大家也能交差过关的道理讲了;没想到郑重在电话那头发了火:
“胡说,有这思想,就肯定会出纰漏。”
又说:
“腿在李雪莲身上长着,脚在李雪莲腿上长着,你咋能保证她十天不出事?”
又说:
“现在人代会才开到三分之一,越到后面,越容易出事,可不敢麻痹大意。还是那句话,抓不到人,你带着辞职书来见我!”
王公道唯唯连声。但抓一个人,哪是那么容易的?人当然还是要抓,同时盼着李雪莲不出事,也不能算错。
天天找李雪莲到凌晨两点,夜里风寒,找人找到第四天,两个随员病了。白天还只是咳嗽,到了半夜,发烧三十九度五。王公道忙让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打点滴。折腾到第二天早上,高烧仍不退,又大声咳嗽,一人还咳出几条血丝。第二天找人,不但病倒的两个人不能上街,还得另抽一个人在医院照看他们。本是五个小组,缺了三个人,王公道只好把剩下的人,临时编成四个小组。另有一个随员老侯,突然又闹着回家,说再过一周,是他老娘去世三周年的日子;他爹死得早,他从小由寡妇娘带大;三周年的事,还指着他张罗呢。又噘着嘴说,原以为找人也就三五天的事,谁知成了持久战。听说老侯闹回家,其他随员也人心浮动。王公道开始批评老侯,是个人利益重要,还是工作重要?放到平时,不但让老侯请假操办他老娘的三周年,正日子那天,王公道还会亲临现场呢;问题是李雪莲又到北京告状,国家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;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要,还是你娘的三周年重要?身为国家干部,不知道孰轻孰重?像剃头挑子一样,不知道哪头轻哪头沉?哪头冷哪头热?是什么原因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你娘的三周年连在了一起?正是李雪莲告状;要恨,你就恨李雪莲吧。又许诺,若老侯以大局为重,不再回去参加老娘的三周年,继续留在北京抓李雪莲,待抓住李雪莲,老侯由助理审判员升审判员的事,回去法院党组就研究。连打带哄,软硬兼施,才将老侯留住,也才平息了大家的情绪,稳定了军心。